研讀文獻:
劉榮賢:《莊子外雜篇研究》第六章〈外雜篇中的養生思想〉,台北:聯經,2004,頁155-180。
一、養生思想的起源與道家的關係
(1)先秦「養生」一詞最早見於〈養生主〉中「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但內篇中的「養生」觀念與外雜篇在方向上已有所不同。莊子生活的年代約在戰國中期略晚於孟子,孟莊之後的戰國學術由於百家爭鳴而漸趨多元,加上天道觀念已然興起,各家思想的相互激盪與融合促成學術的蓬勃發展,戰國思想的高峰應在戰國後期。
(2)戰國後期,陰陽氣化思想的發展已更加成熟,道家的「養生」思維與陰陽氣化的觀念結合,促使養生思想開始朝向「身」、「形」的觀念發展,這與戰國中期氣化思想形成早期的莊子著重在「生命情態」而不重視「身形之養」有所不同。
(3)此章是作者以內篇與外雜篇為戰國中後期不同學術思想發展階段觀念為基礎,探討外雜篇由內篇「神」轉而逐漸開展出來的「尊身」、「養形」觀念,確立其中國思想上的意義與地位。
(4)「養生」觀念本身是種「身體思維」,起源於中國人將人生藉擴大到宇宙人生界之後,在一己之生命置身於廣大宇宙時,所產生的與天地氣化合流的生命情態。在道家思想產生前的周代文化與儒家思想時期,中國人的思維基本上定位在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以血緣關係最密切的「父子」為基本,依照親疏遠近的關係來擴展建立人際關係。
(5)但道家的生命情態則有不同,道家跨越出家庭的人倫關係,強調人與天地萬物的合一,「合一」也可說是「同體」(人與天地氣化同體),然而人要與天地萬物打成一片,所需面對者已不只是「人」而是更包括自然界「物」,「人」與「物」交融的世界在道家的觀念中其實是以「物」的層次存在。代表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的「父子」是血緣相承,但「人」與「物」則無,故道家聖人在將宇宙自然界納入人的生命內容時需有「提升」而「提升」本質上是「反觀」與「抽離」。「反觀」是欲將萬物納入生命內容之中而為一之時,以一己之生命為主體而對其所產生的確認與觀照,「抽離」則是由人與人之間跨越至「人」與「物」為一的生命層次之跳躍,但「反觀」與「抽離」並非與外物對立,相反的只有透過「反觀」、「抽離」,人的生命存在才能提升與天地萬物合流。換句話說是必須將人轉換成與萬物相對應的主體方能將物納入人的存在世界,如此人與萬物才能合一,否則人與物基本上是兩個不相應的世界(儒家對宇宙自然界「存而不論」),這是儒道思維在本質上的差別。
(6)儒家思想的主軸在「仁」與「義」,而道家在「德」與「知」,前者本質在於「同體」,後者本質則在於「慧觀」,二者雖皆可導引出「物我為一」的結果;然而在觀念本質上,前者為「投入」、「性動」;後者是「抽離」、「觀照」,二者仍有其分別。
(7)養生思想基本上是建立在「人」與「物」關係上的思維,故養生觀念起源於先秦道家將人生界擴大到宇宙自然界,而強調人有可以與天地萬物合流的生命情態時,亦是以先秦「氣」與「陰陽」觀念的發展為基礎。
二、內篇養生的重點在「神」不在「形」
(1)外雜篇和莊子的養生觀念因時代差異而有所不同,其差異關鍵在於「形」,莊子所謂「養生」事實上就是其生命境界與情態的展現;所謂「逍遙」基礎在「齊物」,齊物之義雖是主張任「氣」而不任「心」,但所欲成就者其實在「心」而不在「氣」,故莊子的養生思想重要意義在於從來不將生命內容的主體性置於「形」之上,在內篇中與「形」對稱者常是「心」。[1]內篇中將「形」和「心」對稱,存有揚「心」貶「形」之意,教人忘「形」以遊「心」。
(2)莊子所謂「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師〉),正是強調人不應執著於氣化之形體。而〈德充符〉中莊子所描述的聖德之人,其容貌大抵皆是醜陋不堪。莊子之意,「形」在人生命之中是必須被解構,唯有忘卻形體方能融入宇宙天地的大化之中。〈大宗師〉中莊子描述「坐忘」的境界為「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不但形體須捨,甚至心智也不可得。
(3)從〈養生主〉「庖丁解牛」的寓言來看,莊子所謂「養生」是一種打落相對世界形體與心知的認識作用而融入絕對世界一氣生化之中的生命境界,因此形體之存廢在莊子的生命內容中根本不措於懷。
(4)莊子生命境界的重點其實是在「神」,「神」指生命全體與宇宙萬物之合一,不但超越「形體」也超越「心知」,因此有形生命應皆歸於大化,內篇文字雖未明言,但作者斷定以人為之力愛養肉身,企圖延長有形生命的壽命,在莊子看來本身即是違反自然之事。
三、外雜篇中養生思想產生的時代意義
(1)「養生」觀念起源於道家將思維擴大到宇宙自然界之後的戰國時代,在此一思想發展的時代背景中最重要的意義在於「物性」的開發與興盛。春秋戰國以來「氣」的觀念隨著歷史的進程而逐漸發展,配合當時政治社會規模的變動與擴大,使中國人開始不得不注意到圍繞在生活與生命之外的環境。
(2)莊子的養生觀念雖然就其思想結構而言是建立在「氣」觀念的基礎上;然而在生命情感依然歸結在無待逍遙之「心」而非氣化所結構的「生命形體」,這種觀念與外雜篇中所出現的以「養形」為內容的養生思想並不相同。二者之間的歧異在於:外雜篇時代中國社會中的物性文明比莊子時更加繁盛。莊子時中國「氣」思維的發展只能使人注意到環境與空間觀念的延伸和擴大,雖然在環境空間的擴延中人也可以將一己之身投入宇宙大化的生命情態,然而莊子生命境界的本質依然在「心」而不在「物」,因此若以內、外雜篇加以比較,在戰國中後期至少就莊子思想而言,「心」對於「物」依然有一定程度的主宰力。
(3)隨著戰國時代物質文明的發膽,物性的擴展必然會逐漸「侵犯」(「同化」)到「心」的領域。人類在面對廣大的物性環境對象而投入其中時,當然會有「同為一體」的覺受,此一覺受開始時是以「心」為主體而對環境之「物」加以包涵,以成就整體的生命內容,然而當物性之力逐漸加強時,生命內容會受影響而逐漸「物化」,於是「心」和「物」的關係產生變化,反而是生命融入氣化之中而為一體,因而逐漸產生「同質性」,此時的「天人合一」重點也將由「心」而逐漸向「物」的方向轉換,而基於生命與天地氣化的融入感,「身」與「形」等有關身體思維的觀念也逐漸醞釀產生,這正是外雜篇中以「形」為主的養生思想逐漸取代原來的「心」而成為生命內容的新思維主軸的時代背景。因此若說得更精確就是中國先秦時代的養生觀念事實上是從「氣」的思維發展中所引發的「自體生命」與其所植根的「環境」的「同質性」之發現而開始。
(4)莊子在內篇中所謂「養生」展現出來的是「乘物以遊心」的生命境界。「心」能乘「物」,則此「心」可以不與「物」相摩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心」與「物」只是一種「同步運作」的功能,似乎尚未意識到「心與物同質」的觀念,這是內篇和外雜篇在養生思想上的差異之一,而外雜篇之所以開出「養形」、「尊身」及「重生」的觀念,正是由於當時先秦「陰陽氣化」的思想已經發展至注意到「主體生命」與「客觀天地」的「同質性」思維的地步。由於體認到身體生命與外在環境的「同質性」,人有限的肉體生命才可能透過和天地一氣的同質感應與流通而達到生命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擴延,養生觀念和戰國中後期以來世界及空間觀念的擴大當然有絕對的關連。